从南海、东海、黄海到渤海，我国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每天都在上演填海大戏。
根据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我国每年填海造地确权面积从2002年的20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136平方公里（2009年达179平方公里）；2002～2010年总确权面积达874平方公里。
另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我国大陆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已经消失460多个，超过一半的大陆海岸线已经人工化。
这些数据的背后，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海洋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海洋灾害日趋频繁……种种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也需要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警惕围填海“后遗症”
“围填海主要是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蔡锋研究员不反对合理的海洋开发活动，“江苏、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来已久。”
但蔡锋强调，围填海不能过于“激进”，他反对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而进行粗放的海洋开发。
因为，有得必有失。
“围海养殖、填海造陆都是对大自然原有状态的剧烈改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博士王德说。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缓冲地带，海洋能量通过海岸带自然系统缓慢释放，从而与人类安身立命的陆地生态系统相安无事。然而，人工围海、填海造陆等海岸线人工化的措施中断了能量释放，不断聚集的海洋能量最终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以荷兰为例，荷兰的围填海开发历史最为悠久，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围海造地改变原有的水动力条件，减小了纳潮空间，使河床淤积以致影响泄洪安全和正常航运；影响了水交换，使得环境污染加剧；海滩和沙坝消失、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寻求传统填海替代方式
为减少围填海负面影响，王德认为，需要对填海的方式加以约束。“传统的裁弯取直、顺岸平推式填海以及修建不透水连岛坝对近岸生态的影响都比较大，应加以约束。”
“如何能围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又保持好的生态环境，是沿海地方政府现在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是蔡锋从事海滩养护、沙滩修复工作近20年来的切身体会。
“比如人工岛，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蔡锋说。人工岛虽然会增加围填海成本，但是对水动力条件、水体交换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在严格论证的前提下可以作为传统填海的替代方式。
王德也表示，日本、香港以人工岛取代顺岸平推式填海的经验值得借鉴。
蔡锋还提到，围填后靠外的岸线可以根据自然条件、动力情况来模拟自然岸线，比如沙滩、红树林等。
对海岸的破坏除了人为围填海，还有自然侵蚀。蔡锋告诉记者，我国目前的主要防护措施是修坝，而发达国家已经抛弃了这种“硬防护”理念，转而修沙滩、种红树林等“软防护”。“我国正处在转变的过程中，逐渐以软护岸代替原有的硬护岸。”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和公众的意识都在转变，我国围填海的方式、规模也在朝着科学发展的方向转变。”这令蔡锋感到欣慰。
针对我国目前围填海现状的不足，王德提出了几条对策：加强填海造地规划与生态岸线建设；在确保自然岸线保有率的前提下集中集约用海；把生态补偿机制纳入其中，避免以项目和企业为主的填海（此类填海往往是补丁式的，难以考虑生态补偿建设）；加强海岸带科学管理的研究和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开发须经严格论证
“开发与保护并不完全矛盾，两者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蔡锋建议，开发中要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要针对不同工程权衡利弊，比如经济效益与生态影响的考量。
“经过严格论证的开发当然是可以的，但当前项目上马时间紧，没给论证留充分的时间，也没给科学观测留充分的时间。”王德表示，“国外的项目从申请到批复的时间较长，重要项目需要的时间更长，这就从程序上对开发造成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目前，我国在海域、海岛、海岸带开发与保护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对我国近海海洋本底进行调查评价的908专项；《海岛保护法》为海岛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法律准绳；海洋功能区划修编，成为新形势下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定依据……
“对海洋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王德感慨道，“目前相关的规划正在进行或者刚刚完成，效力未发挥或刚刚发挥，长期以来造成的诸多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根治。”
《科学时报》 (2011-10-13 a1 要闻)
